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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造车能力进化史

来源:免费送彩金288日期:2018-01-20 12:36 浏览:
1958年5月21日,毛主席在中南海观看一汽试制的中国第一辆轿车“东风牌”
 
上述诞生在特殊年代的产品,大多并未真正投产,如今只能在档案馆或者工业博物馆里见到。在当时缺乏工业基础和配套产业链的状态下,这些汽车的研发过程,大多是利用国外买来的老旧样车进行仿制和手工改造,靠工人敲敲打打拼凑组装,几乎无法实现大批量生产。
 
对于5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,汽车是国宾车、是生产资料,是用来挣钱而不是花钱的,与家庭消费品更是不沾边。尤其是轿车市场,体量小,成本高,此时向轿车方向进发的企业,都缺乏活下来的前提。
 
在那个以自主开发为主,但企业没有自主权的时代里,技术扩散的主要方式是老厂援建或包建新厂。地方汽车工业的发展往往是在开发出一个主打产品后,再围绕着整车厂发展起一批零部件企业,按照行政区划形成或多或少带有自给自足色彩的工业体系。[3]
 
直到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,此时距离中国闭门造车已经过去了近30年。虽然国内也涌现一批自主研发的汽车,然而直到真正打开国门,代表团到国外一考察,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,中国跟国外的差距太大了。
 
1978年10月,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汤姆斯·墨菲率领代表团来华。访问了在十堰的二汽。在双方探讨重型卡车技术引进项目时,他用了“joint venture”这个词,建议中国最好采用“中外合资”的形式来经营。为了向中国人解释清楚这个新词,汤姆斯·墨菲甚至做了一个比喻:
 
“合资,就好比两个人结婚,共同组建一个家庭”。
 
这个提议却在当时引发掀然大波,不少人纷纷抗议——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,怎么能和资本家结婚?最终平息争论的是邓小平同志,他在简报中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,批下了七个字——“合资经营可以办”。[4]
 
合资经营的闸口一开,西方先进技术带来的冲击,如同摧枯拉朽一般瓦解着旧观念,人们纷纷扔掉油污厚重的铁钳和扳手,热烈拥抱现代化的生产线。
 
1982年,经国务院批准,成立了有行业管理职能的经济实体———中国汽车工业公司。中汽公司成立的一大使命,便是要治理当时中国汽车工业“散乱差”的状况,其次是要改变“轿车几乎是空白,缺重少轻”的局面。然而,中汽公司董事长饶斌、总经理李刚上任之初,还未来得及施展拳脚,便遭遇后院起火。
 
率先点燃这把火的是长春一汽。时任一汽领导直接上书中央,要求脱离中汽公司,随后十堰二汽举旗响应。共和国长子和次子纷纷要求自立门户,让饶斌和李刚完全措手不及。而另外一个更猝不及防的消息是:身负“国车”之名的红旗轿车被勒令停产。
 
1984年8月11日,饶斌和李刚被突然叫去北戴河,旁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的会议,除了听取一汽的汇报外,会上还谈到了红旗轿车。一位国务院主要领导当面对饶斌说,红旗油耗大、速度慢、不可靠,就停了吧。
 
饶斌的辩解是,四抬轿和十二抬大轿不一样,四抬轿用人少,十二抬大轿用人多。车子大,自身重,当然耗油就高些,但是和国外同类车比,并不算多。
 
“生产十台解放牌的成本才能造一台红旗轿车,红旗轿车送给中南海的领导坐,也是我们的一片爱国心吧。”
 
然而,饶斌和李刚的拳拳爱国之心并没能打动这位领导,领导不耐烦地挥手示意:
 
“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了,你给我停产就完了,以后就进口吧。”[5]
 
此时已非彼时,改革开放已经五年多,大家都开始用市场化的思维权衡利弊。即使从国家的层面,成本和效率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。
 
也正是此时,决策层对是否应该在此时发展轿车工业存在争议。一方面,开放的中国市场对轿车的需求量呈现爆发式增长,轿车进口量在80年代初期以几何级数的速度连年增长,大大超过产量增长缓慢的国内轿车生产。高层猛然意识到,原来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中,蕴藏着对汽车消费如此大的需求。
 
但另一方面,当时的国家正处于改革转型的关键时期,除了需要革新此前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积弊,还要导入全新的市场经济要素。由于过分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,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,大起大落,由此造成市场疲软、经济效益低下、流通不畅,国家预算内亏损大幅上升,亏损面一度高达20%,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。为扭转不利的经济形势,国家不得不开展治理整顿,大规模压缩投资,很多企业“关、停、并、转”,国民经济出现暂时性的“抑制性平衡”。[6]
 
在此背景下,决策层仍然拍板决定大力发展轿车产业。于是便有了1986年的汽车产业政策,而这一次的汽车产业政策,直接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接下来的15年定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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